作者：陈金来

福州山水俱佳、人杰地灵，自古就是书香之地。

三坊七巷文化街区（陈建国杨勇摄）

(相关资料图)

五代后梁时，御史大夫翁承赞从长安辞官回闽，在《书斋漫兴》诗文中自豪地说：

过客不须频问姓，读书声里是吾家。

——唐·翁承赞《书斋谩兴二首》

理学家吕祖谦在福州古城送别朱熹，有感而发：

最忆市桥灯火静，巷南巷北读书声。

——宋·吕祖谦《送朱叔赐赴闽中暮府二首其一》

晚清沈葆桢孙女、“戊戌六君子”之一林旭的妻子沈鹊应作诗咏叹：

莫谓索居苦，读书可解忧。

崇尚读书、爱好藏书、热爱教育，深深印刻在了福州人的文化基因里，成为独具特色的城市文化。

沿着三坊七巷，循着琅琅书声，追溯福地文脉根源，我们走进了一座座福州古近代私人藏书楼。

“传布为藏”的徐氏兄弟与红雨楼

福州又叫“三山”。“三山”海拔均不足百米，乌山86米，屏山62米，于山58米。三山皆名山，三足鼎立，深藏而不露。

于山地处市区东南隅，形状如巨鳌，上有鳌顶峰，边有鳌峰坊。于山北麓，鳌峰坊南，观巷蜿蜒。

在观巷33号，有一处“红雨楼”。

“红雨楼”（资料图片）

“红雨楼”的主人为徐木昂（1512—1591年），明嘉靖年间贡生，官至永宁令，喜交游，好积书，建楼藏书。

由于该楼四周遍植桃树，春天桃花缤纷，恰似“红雨”，由此得名。

在父徐木昂的言传身教下，徐熥、徐（火勃）兄弟一生不仕，却嗜书如命，不停地搜书、访书、购书、抄书、编书、刻书并勤奋著书。

兄弟二人著述宏富，流传至今的有《徐氏红雨楼书目》《红雨楼题跋》《幔亭集》《晋安风雅》《鳌峰集》等几十种，为复振闽诗风雅作出不懈努力。

徐氏兄弟收藏的图书，有的是向他人借回家抄的，有的是朋友赠送的，但大部分是自己购买的。徐熥“好侠喜义”，家不富却好周济，有“穷孟尝”之称。加之兄弟二人嗜书成癖、大量购书，本不富裕的家庭日渐拮据。

徐熥39岁时英年早逝，此后“家食弥艰，不得不糊口于四方”，徐（火勃）靠修志增加收入，常常接受好友接济。

“可无衣，可无食，不可以无书。”徐（火勃）曾在《读书乐》《题绿玉斋》等文中写道：“余尝谓人生之乐，莫过闭户读书”“平身无长物，满壁琴书”。

万历二十六年（1598年），徐（火勃）偶得风寒在家养病，听到门外有人叫卖一部《丁鹤年诗》，他不顾家人反对，把买药的钱拿去买书，一口气读完全书，“顿觉心旷神怡”而“倏然病已”，成为当时佳话。

继“红雨楼”之后，徐氏兄弟还省吃俭用修建了“绿玉斋”“汗竹巢”“宛羽楼”“偃曝轩”，这五座立于山北面的藏书楼，成为当时福州的文化地标。藏书最多时达七万多卷，其中有不少是宋元秘本。

“红雨楼”在福州文脉上留下了极其厚重的一笔，有学者认为，“红雨楼”所藏珍贵书目，远远超过当时的宁波“天一阁”。

难能可贵的是，徐氏兄弟提出“传布为藏”的理念，据徐（火勃）著作《笔精》中《聚书十难》一文记载：

贤哲著述，以俟知者，其人以借书来，是与书相知也，与书相知者，则亦与吾相知也，何可不借。

不论是谁，凡是到他家借书看的，他们总是以礼相待，端出茶水，拿出书来，“红雨楼”成为当时寒儒的求知所。

除徐氏兄弟外，晚明晋安诗派的核心人物曹学佺、谢肇淛、邓原岳等，均是当时著名的藏书家。

曹学佺（1574—1646年），福建福州府侯官县洪塘乡人，明代官员、学者、诗人、藏书家。他曾在北京、南京、四川、广西、陕西等地为官，他勤学不倦，嗜书如命，在“石仓园”中藏书达数万卷。

“朝朝亲简册，日日弄雌黄。灯案三冬足，书橱两脚藏。”曹学佺是“红雨楼”的常客，与徐氏兄弟往来甚密，经常在一起吟咏酬唱，他还资助徐氏兄弟营建“宛羽楼”。

善聚善读，用心精勤。

福州古代藏书家不是为藏而藏，而是把藏书同治学结合起来，他们既是藏书大家，同时也是著述等身的大学问家。

据统计，曹学佺一生著书16部共1277卷，逾百万字，涉猎文、史、诗、词、曲、戏等。其中《石仓十二代诗选》收录的诗歌上起汉代、下至明代崇祯年间，时间跨度1600多年，共888卷，相当一部分被收入《四库全书》，同时他还是尝试编写“儒藏”的第一人，也是闽剧儒林戏的始祖、寿山石“田黄”的发现者。

“藏书万卷、著书千卷”，曹学佺为福建乃至中华文化的传播作出了杰出贡献。

走出观巷，进入鳌峰坊，这一带至今仍文脉繁兴。

《鳌峰书院志》清嘉庆十一年刻本（资料图片）

鳌峰书院全图（来源：《鳌峰书院志》）

鳌峰书院修葺一新，福州格致中学、延安中学、福州教院二附小等周边名校林立，占据着福州教育文化的“鳌头”。

鳌峰书院（来源：福建省闽台文化交流中心）

鳌峰书院内景（叶义斌摄）

“在官时无日不读书”的林则徐与七十二峰楼

从福州西湖公园南门出发，沿着通湖路向南行走四百余米，来到文藻河畔的林则徐故居。

位于文藻山路的林则徐故居。（林双伟摄）

林则徐故居又称“云左山房”，是清道光初年林则徐为官后其父购置的旧屋。

林则徐（1785—1850年），字元抚，又字少穆、石麟，晚号俟村老人、俟村退叟、七十二峰退叟、瓶泉居士、栎社散人等，福建侯官县人，中国清代后期政治家、文学家、思想家，民族英雄。（资料图片）

其中的主体楼“七十二峰楼”是林则徐的藏书地，楼内有一副自题的对联：

师友肯临容膝地

儿孙莫负等身书

勉励后世子孙勤奋读书。

据说这座藏书楼的大堂中，曾经悬挂着曹学佺的《贞松图》。

林则徐故居内的“七十二峰楼”（林双伟 摄）

自幼饱读诗书、从鳌峰书院走出的林则徐，养成了坚韧向上、勤奋好学的品行。

林则徐纪念馆（池远摄）

为官四十载，历官十四省，统兵四十万，不管身在何处，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，他从不间断读书与藏书，“在官时无日不读书，暇手一编，数十年寒暑不辍”。

苟利国家生死以，岂因祸福避趋之。

——清·林则徐《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二首》

林则徐这种“海纳百川”的气度，与他一生读书修身是分不开的。爱书如痴的林则徐，还常常请家人好友帮忙搜集书籍。

道光三十年（1850年），林则徐在福州给在外为官的大女婿刘齐衔写信，让其帮忙搜集文献资料。刘齐衔知道岳父是个爱书如命的人，及时将他所需要的资料寄回，林则徐后来又写了封信表示感谢。

林则徐的藏书数量大、种类多。其次子林聪彝曾据其藏书编成《云左山房书目》一书，按经、史、子、集、方志、时文六个部分排列，总计有1708种。如今，国家图书馆、北京师范大学、上海图书馆、福建省图书馆均有林则徐的藏书。

闽中巾卷世家梁氏与黄楼

福州古代藏书家的家学渊源深厚，受诗书传家的影响，家族世代藏书不在少数，父子、兄弟藏书更是多见。

龚易图家族七代藏书，叶大庄家族五世藏书，陈宝琛家族三代藏书，何蔚然、何治运父子藏书，李彦彬、李彦章兄弟藏书。

福州长乐人梁章钜更是其中的典型。

梁章钜（1775—1849年），福州人，字闳中，又字茝林，号茝邻、古瓦研斋，晚号退庵居士、退庵老人等。（资料图片）

梁氏为书香世家，从梁章钜往上数十六代，每代都有人获取功名，藏书是梁家世代必行之事，其叔父梁上国是乾隆年间进士，也是清朝著名的藏书家。

纪晓岚曾说：

闽中巾卷世家，以长乐梁氏为第一。

走进三坊七巷中的黄巷36号，来到了梁章钜故居。

位于三坊七巷中的黄巷36号的“小黄楼”（陈建国 杨勇 摄）

唐代闽中大儒黄璞曾任崇文馆大校书，中年后在此建起一座藏书楼，因全楼涂抹成黄色，而命名为“小黄楼”。

梁章钜故居，位于福州市三坊七巷的黄巷内。该宅院为唐末名士黄璞始建，故称“小黄楼”，梁章钜对黄楼进行了全面修葺，并新建了西花厅小黄楼和与之配套的东园，遂成如今所见的规模格局。（资料图片）

数百年后，梁章钜买下黄璞故居旧址，新建藏书楼，命名为“黄楼”，将由京师带回来的大量金石图籍贮藏其中，经常邀请友人前来吟咏唱和。

梁章钜累官至广西巡抚、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，配合林则徐主张禁烟。

梁章钜配合林则徐查禁鸦片。（来源：福建江夏学院）

清嘉庆十九年（1814年），梁章钜从家乡进京任职，路途中写下一首《载书谣》，不仅随行五车尽是书籍，还一路行一路买，不亦乐乎：

余性喜购书，宦游江南所得愈多。

在全国各地为官几十年，闲暇时，他四处探访，广为搜集，他在《归田琐记》中自记藏书之好：

非书籍无以自娱。

祖传藏书，四方购书，勤奋刻书，朋友赠书，梁章钜的藏书达十万余卷。

梁章钜一生勤于著书，共有著作七十余种，被称为清代著书最多的地方大员，林则徐在给他写的墓志铭中赞道：

仕宦中著撰之富，无出其右。

他编写的《楹联丛话》，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研究楹联的著作，被楹联界誉为“开山之祖”。

梁章钜于道光年间撰写出《楹联丛话》而创联话一体。联话者，中国文论之一种，受赋话、诗话、词话、文话之影响而发扬光大。（资料图片）

彼时的福州城，书香弥漫，藏书楼林立，藏书之家比比皆是。

除了梁章钜的“黄楼”外，林佶的“朴学斋”、李馥的“居业堂”、郑杰的“注韩居”等，藏书均在10万卷以上；萧梦松的“名山草堂”、叶观国的“绿筠书屋”、谢章铤的“赌棋山庄”等，藏书也在5万卷以上。

清康熙以降，以鳌峰书院、凤池书院、正谊书院、致用书院为代表的官办书院的繁荣，以及马尾船政学堂等新式学堂的兴起，使福州读书、藏书风气更趋浓厚。

鳌峰书院（资料图片）

正谊书院（来源：影像福州）

西湖书院（致用书院旧址）（来源：福州市博物馆）

“清末甲于全闽”的陈氏五楼

螺洲，又叫作螺江，因为盛产柑橘，被称为橘洲；又因为鲜花甚多，也叫作百花仙洲。螺洲位于南台岛的东南端，离福州市中心二十余公里。

螺洲陈氏是近代福建最显赫的官宦世家之一。

螺洲陈氏第十三代陈若霖，于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年）中进士，官至刑部尚书，好收藏金石书画，建有“赐书轩”，藏书达五万余卷。从陈若霖算起，螺洲陈氏子孙陈景亮、陈承袭、陈宝琛、陈懋鼎等，连续五代出进士。

其中，陈若霖的曾孙陈宝琛官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，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。

陈宝琛（1848—1935年），字伯潜，号弢庵、陶庵、听水老人，福州螺洲镇人。（资料图片）

中法战争后，陈宝琛因荐人不当被贬回乡。

陈宝琛在螺洲先后建成“陈氏五楼”——赐书楼、沧趣楼、还读楼、晞楼、北望楼五座藏书楼。

“陈氏五楼”之一，赐书楼环境清幽。（林双伟 摄）

陈宝琛长期在武英殿、国史馆任职，参与《德宗本纪》《德宗实录》的编纂，接触到不少珍贵图籍，从内阁抄录了不少秘本孤籍。

“陈氏五楼”藏书十余万卷，其中有不少是绝世孤本、私家秘本、珍稀手抄本，有“清末甲于全闽”之誉。

七代藏书的龚氏与大通楼

晚清榕垣，与帝师陈宝琛齐名的，还有福州“北门龚家”后人龚易图，二人望重士林，人称榕城“南陈北龚”，城北龚易图的“大通楼”与城南的“陈氏五楼”交相辉映。

龚易图（1835—1893年），清咸丰九年进士，官至广东按察使、湖南布政使。

“北门龚家”世代为书香门第、官宦之家，祖上世代多为著述、刻书、藏书之人——

龚易图的玄祖龚一发官至云南镇南州知州，嗜好藏书，聚书万卷。

高祖龚景瀚官至兰州知府，更是一位有名的藏书家，曾藏书三万卷。

龚氏家族七代藏书，在龚易图这一代达到了顶峰，藏书超过16万卷。

光绪三年（1877年），龚易图在福州乌山西侧兴建“双骖园”，院内筑“乌石山房”用以存贮藏书。

龚易图在双骖园留影（来源：闽都文化研究会）

光绪十四年（1888年），龚易图辞官回到福州后，潜心著书、广置园林，修建集厅堂、居室、祠堂、园林于一体的“三山旧馆”，其中藏书楼“大通楼”楹联为：

藏书岂为儿孙计

有志都教馆阁登

“大通”为“大家通用”之义，藏书楼由专人负责管理，并让亲友及邻里子弟好学者上楼阅读抄校。

三坊七巷文化街区（林双伟摄）

在“经世致用”的思潮和学风带动下，福州藏书家展现出开明通达的一面，他们主张“藏以致用”，化私藏为公用。

“善藏书者，不藏于私而藏于公”，陈宝琛把毕生精力积聚起来的藏书捐赠给福建各大图书馆。

从徐氏“红雨楼”散出的书籍，也以各种方式进入了公共图书馆，目前福建省图书馆善本室还保存着不少盖有“红雨楼”印章的古籍，这些古籍成为专家学者和高校学子开展学术研究的“宝藏”。

何其有幸！在那个刻书不便、一书难求、古籍难存易失的年代，一大批私人藏书家嗜书成痴、爱书如命、世代传承，体现了古代文人的雅情逸趣，出现了书声满城、人文渊薮的文化现象。

何其有幸！一批士大夫在外为官政声卓著，晚年归隐返乡，兴建藏书楼和书院学堂，藏书、著书、教书，筑起了一座座文化宝库和精神灯塔，众多学人从中得到文化熏陶和知识滋养，名人辈出，群星璀璨。

何其有幸！一代代私人藏书家以广阔的胸襟，“传布为藏”“流通开放”，甚至无私将藏书捐出，最终以百川归海之势，汇聚到近现代公共图书馆中，历代珍本由此传藏不辍，历经数百年风雨，文脉得以绵延不息。

三坊七巷文化街区（颜家蔚摄）